表面上看來，台灣真的一點都不缺乏「知日者」。

　　除了與日本具有緊密之地緣連結之外，且不論自1980年代以來，「哈日」浪潮歷久不衰，即便近十年面臨著「韓流」與「華流」側擊，迄今在台灣社會仍有其不可動搖的主流地位，一方面日系動漫相關商品四處充斥，翻譯自日文的出版品比例也相當高，更別說台灣遊客對日本試圖突破單一年度2000萬人次觀光客紀錄，助攻不遺餘力，以2015年度為例，雖然總人數（368萬）略次於中國的499萬與韓國的400萬（其實2014年台灣曾名列第一），但論人口平均數，絕對堪稱第一名。

　　不僅如此，自1960年代日語教學進入大專院校正式課程之後，目前全國已經有高達1/3的大學設有日語相關科系，並有十餘所大學設有日本研究中心，非但日語已成為我國第二大外國語，以單一國家日語學習人口數而言，位居世界第五，但若以學習人口比例計算，更可躋身世界第三位。於此同時，為凝聚國內的日本研究能量，「台灣日本研究學會」自1979年成立至今，也有將近40年的漫長歷史了。

　　由此看來，若說台灣缺乏「知日者」，的確言過其實。

　　無論如何，在「常識性知日」外，回到研究本身，如同當前學界的某種共識一般，所謂日本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3個範疇，首先是沿襲人文科學傳統、以文化研究取向為主的「日本學」（Japanology），其次是結合人文與社會科學、強調跨學科綜合區域研究取向的「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第三則是以社會科學領域為中心的「當代日本研究」（Contemporary Japan Studies）。進言之，前兩者是以日本為主體之研究，目標在「理解、認識日本」，第三者則主要從研究者自身需求出發，藉由研究日本來探索自己未來的發展策略選擇。

　　據此，以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從事日本研究之成果看來，前兩者不但可稱成果斐然，實際上確也達到某種成熟度，至於第三者則一方面仍待加強，也是我們未來必須努力的方向。

　　如同眾所周知，台灣與日本除在地緣關係上「一衣帶水」，來往本即相當密切之外，自冷戰時期1950年代以來，雙方既長期同屬美國同盟陣營，亦互相身為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政經關係密不可分；尤有甚者，台灣也在一度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雁型結構」（geese-flying structure）中，與日本存在垂直分工連結並自前者獲取必要之資金與技術。雖因近期中國崛起之故，兩岸經貿交流隱然與台日互動分庭抗禮，後者依舊對我國至關重要。更別提自2009年美國積極推動所謂「重返亞洲」和「再平衡」戰略後，東亞局勢既隨之丕變，區域事務連動性更一再牽動台灣的現在與未來。

　　重點在於：強化對日本之理解將如何有助於台灣之策略選擇？

　　為掌握相關脈絡與台日關係發展方向，更為進一步思考如何建構更正面之互動策略，一個新的「當代日本研究學會」乃於2009年應運而生，期望能鎖定當前日本政治、經濟、外交、安全、社會等層面重大議題，尤其如何深化台日雙邊關係，藉此平台達到集思廣益的效果。個人既有幸成為發起成員之一，接著分別在2010與2012年於中興大學推動成立「日本總合研究中心」與「日本與亞太區域研究學分學程」，2011與2015年兩度承辦「全國日本研究年會」，2016年又與數位學友共同編寫「當代日本外交」一書，期盼這些都能為新一階段日本研究貢獻微薄的心力。

　　展望未來，我們希望以過去7年努力的成果為基礎，繼續強化學會作為日本研究、台日關係研究，乃至台日學術交流的管道，更盼有更多志同道合者一起加入，共同提升學會的社會與政策服務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