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東亞國際情勢具有高度動態性、連動性與敏感性，除了牽涉到區域經濟、相關國家國內政治與軍事戰略，中國崛起與美國戰略佈局等因素都使得日本安全議題、防衛政策蔚為國際關係與日本研究的顯學。本期通訊學術動態專欄，介紹吳明上、郭育仁兩位老師甫出版的期刊論文。一般而言通過兩個面向來探討日本防衛政策，一是從國際關係的視角，從日本面臨的安全環境（例如中國因素）或美國的戰略佈局（例如亞洲再平衡政策）由外而內分析日本防衛政策的變化；第二是從比較政治的視角，例如首相政策意圖、日本國內政黨對立乃至官僚扮演的角色說明防衛政策與決策過程。吳明上老師撰寫之〈日本防衛政策中內閣法制局的角色〉 以及郭育仁老師撰寫之〈日本四期〈防衛計畫大綱〉制定模式之轉變：政官分工架構之逐漸成形〉 皆屬於後者，以下分別介紹之。

　　吳明上老師嘗試以內閣法制局的角色為中心說明其在防衛政策中的影響力。由於戰後日本再度武裝與簽訂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時，新憲法不以行使武力做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不承認交戰權、不保持陸海空戰力等規定已經公布施行。換言之，戰後日本是在憲法的制約以及可能違憲的爭議下建構防衛力量，而內閣法制局在違憲爭議中實際上扮演不容忽視的角色。內閣法治局長雖然是由內閣總理大臣任免之的內閣成員，但是同時身為內閣的法律顧問，在慣例上不因新內閣的成立而更替，具有政治上的中立性、獨立性與延續性。因此每當日本的防衛政策出現重大變革時，內閣法制局便位居關鍵性的地位，發揮諸如統一法律解釋見解以消除省廳內部或省廳之間的憲法解釋的爭議，以及透過法律案預備審查避免因違憲爭議導致政治問題的功能。在安倍第二次就任後的集體自衛權行使放寬案例上，內閣法制局亦在合憲解釋與安倍政府安全改革政治決定之間的平衡扮演關鍵性角色。

　　郭育仁老師則聚焦於日本「防衛計畫大綱」的制定模式的動態分析，並透過訪談資料發掘隨著內外環境變化，剖析政治與官僚菁英兩個主要政策行為者之互動與權力運作模式的消長、調整乃至分工的動態過程。探討了包含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背景、冷戰至後冷戰時期國際與相應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官僚體制的調整以及日本對外政策等變數。郭育仁老師指出，政策功能的不斷改變以及政官之間互動都成為影響防衛政策內容的主因。透過過去四期的制定模式的歸納分析，他的結論是：從冷戰期間高度左右意識形態對立下政治菁英消極參與及官僚有限主導、冷戰後政黨脆弱共識下政治菁英有限參與及官僚有限主導、到911 事件後內閣強力主導下官僚被動配合、與民主黨執政下的多元政治參與及官僚擔任專業幕僚，日本防衛政策制定逐漸走向並形成政官分工架構。其中，內閣與執政黨負責提供政治領導、政策方向、與政黨間共識形成；防衛官僚認知國際局勢變化，從國防現實面提供政策建議。